中庸

首章先用“性、道、教”三层定义，说明人性根于天命，而教化则是把道修明并推行出来。

本章以君子、小人对举，说明中庸不是调和取巧，而是君子凭德性随时取中，小人则因无忌惮而背离中庸。

本章以两句短叹写尽中庸之难：它在德行上至高，但世人真正能长期守住它的却极少。

本章用“过”与“不及”两端说明，道之所以不行、不明，不在道本身难得，而在于人总是偏离中道。

本章用一句短叹承接第四章，指出道之所以不行，根子仍在“人不明道”而偏于过与不及。

本章举舜为“知而不过”的正面典型：真正的大知，不在自恃聪明，而在乐于取人之善。

本章指出，世人常常自谓有智，但一遇祸患便不知避，一谈中庸又不能守，这样的“知”并不是真知。

本章以颜回说明，真正的知中庸不只在能辨别中庸，更在于一得其善便能切实守住。

本章用“均天下国家、辞爵禄、蹈白刃”三件难事作反衬，说明中庸并不是平平无奇，反而最难。

本章把“强”分成风俗气质之强与君子德义之强。南方之强偏于宽忍，北方之强偏于果敢，都还不是孔子最后要子路学的重点。

本章先后否定两条路：一条是求隐僻行怪以盗名，一条是虽遵道却半途而废。二者都不是中庸。

本章先用“费而隐”总提：君子之道广大无外，却又理体幽微，不是离日用很远，而是近而难尽。

本章承第十二章而来，把“道不远人”进一步落到人自身与人伦日用；无论《伐柯》之喻、以人治人，还是忠恕之行，都在说明求道不必外索高远。

本章以“素位而行”为纲，说明中庸不是择境而后行，而是在富贵、贫贱、夷狄、患难等不同处境中，都只守自己眼前应守的本分。

本章用“行远必自迩，登高必自卑”说明中庸之行的次第：一切高远之成，都从眼前最切近、最卑下处一步步做起。

本章借鬼神说明“费而隐”：它既不可见闻，却又体物流行、无物不在，所以真正的道并不只是可见的礼文，也包含那种看不见却处处发生作用的真实。

本章借舜说明“大孝”并不只限于家内奉亲，而是德盛以至于显亲：德为圣人，尊为天子，富有天下，又能使宗庙有享、子孙有保。

本章以文王、武王、周公三代相承来说明“无忧”与“成德”如何落实在父作子述、祖德不坠上：文王有可继之父、可述之子，所以家国之业前后贯通。

本章把武王、周公之“达孝”解释为“善继人之志，善述人之事”。所以孝不只是个人情感，而是能把祖先之志与事业继续落实在礼乐制度中。

第二十章把“问政”一路追到“修身以道，修道以仁”，再从五达道、三达德、九经层层展开，说明治国之纲终究要回到人格与人伦的根。

第二十一章紧承第二十章，把“诚”与“明”的关系再压成最精炼的对句：有从本然之诚自然发明的一路，也有从后天明善而反归于诚的一路。

第二十二章把“诚”的力量继续向外推进：先尽己性，再尽人性，再尽物性，显示“诚”不是只关一己心地，而是通向万物。

第二十三章承“至诚尽性”之后，转而说明“其次”之人如何从细微处入手。章中关键不在空讲高境，而在“致曲”二字：从一端实做，也能渐渐通向诚。

第二十四章把“至诚”的效验落到“前知”上，但重点不是神秘预言，而是说天下事物在成败祸福未至之前，本来自有可感的征兆。

第二十五章从“诚者自成”“不诚无物”两面说明诚为何可贵：一方面，诚让自己成立；另一方面，没有诚，连万物之成也无从说起。

第二十六章以“至诚无息”为总纲，顺着“不息则久，久则征”一路推出博厚、高明、悠久三大气象，再以地、天和成物分别与之对应。

第二十七章先极写圣人之道的广大崇高与礼仪繁富，再忽然转到“待其人而后行”，把道与德重新扣紧：没有至德之人，至道不能凝聚落实。

第二十八章的中心是“僭”与“可征”：既反对无德无位者妄议礼乐，也强调制度文教必须有统一权源，不可人人自作主张。

第二十九章围绕“三重”展开，说明王者治理天下既需要礼制文教上的统一权源，也必须让所立之道经得起自身、百姓、三王、天地、鬼神与后世圣人的层层检验。

第三十章把孔子之道直接比到天地：上承尧舜、法文武，又合天时水土，所以它既有历史根脉，也有自然根据。

第三十一章集中描写“至圣”的德相：先从聪明睿知到文理密察列出五层资质，再用“溥博渊泉，而时出之”说明这些德性不是堆砌出来，而是内蕴深厚、应时流出。

第三十二章承前面“至圣配天”而来，先从经纶大经、立大本、知化育三层，写至诚者在人道与天道中的最高作用。

第三十三章以“衣锦尚絅”起笔，一路把君子之道从外不炫文、内省无疚、慎独不愧，推到“不动而敬，不言而信，不赏而劝，不怒而威”的无迹之化。